“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本草》）。茶，就是古代的茶，这也是中国茶饮起源的最早传说，故唐代茶圣陆羽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说法（《茶经》）。但在中国茶史上，对茶器具的最早记载却要晚至西汉宣帝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所述：“烹茶尽具”、“[食甫]已盖藏”。在这里，已经有饮茶后将蔡具洗涤洁净，妥为收藏好的意思。不过，这时的茶具形态，我们无法从简洁的文字中再作进一步的了解。但至晋代，我们却可以从杜育《[艹舛]赋》中“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推断出当时的饮茶方式和茶具特征。据熊寥先生考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意为饮茶时挑选浙江温州东瓯窑产的缥瓷茶具；“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指是是用类型似无柄葫芦瓢式的茶盏，取法先祖周部族（公刘）饮酒的方式饮茶。（《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这里的“器”与“匏”虽然指是都是饮茶用具，但我们仍很难将它们从日常生活的饮食用具中作为茶器具单独分离出来，因为茶器具的产生是和一定的经济生产力相联系的，当时的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茶器具形成单独需求的地位。同时，茶文化意识的发展，也没有要求茶器具单独存在。

　　对茶器具的完整描述和记载，直到中唐时期陆羽在其撰写的《茶经》中才算第一次完成。在《茶经》中，陆羽专辟“二之具”、“四之器”二章，前者茶具指的是采制茶工具，后者茶器才是指饮茶的用具，这里对“具”与“器”的称呼和我们今天的习惯用语相反，“器”指的才是我们今天饮茶的茶具。陆羽记录的茶具有廿十八件，大体可以归为六类：火具、煮具、杂具、水具、贮具，材质涉及陶、冶、竹、木、石、纸、漆等制品。陆羽对茶具的记载，不但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结，而且是划时代的对茶器具在茶文化地地位进行升华。

　　唐代是我国经济前发展的强盛时期，陆羽《茶经》是对唐代茶文化发展状况的完整概括与阐释。陆羽根据当时茶饮风尚和茶事规律，提出一整套的茶具、茶器、烹茶、品饮程式，表现出崭新的茶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正是通过茶器具在茶的吕饮过程中完成礼仪的需要所体现的。经济的发展形成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茶器具的分立和产生，赋予茶饮形式以新的文化内涵。陆羽对茶器具的记述在唐代的影响极其深远，以至在《封氏闻见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茶说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茶器具在唐的普及与推行，由此可见一斑。

　　饮茶之风，盛于唐，兴于宋。唐代盛行烹茶，宋代流行点茶，所以当时用茶多为饼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茶的饮用方式制约茶器具的发展，因此茶器具的形制、质地与构成必然反映时代特征和差异。唐宋及以前，茶器具的使用多为陶瓷茶具与金属茶具并有和，达官贵人甚至盛用金、银、铜制茶具，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表现了豪门竞奢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茶器具生产发展的进步以及茶器具在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茶器具的存在，是为了完成饮茶过程的礼仪风尚。用器的过程，即是茶的品饮过程，同时也是领受茶文化精神，内心深省民族传统意识的过程。唐宋时代繁复的茶器具，不但把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引向顶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中国茶的文化内涵推进狭窄的胡同。这样，从茶的品方式到茶器具的发展，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演变，中国茶文化原精神又将得到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