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来，白茶的发展历尽沧桑。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起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作为可耻的鸦片走私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年均输华鸦片四五千箱。道光十八年(1838年)竟达40200箱，22年间猛增七八倍。清政府出于禁烟，舍本逐末，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谕：“闽渐皖商贩运武夷、松萝茶赴粤销售，向由内河行走，近多由海道贩运，夹带违禁货物私卖。饬令茶商仍由内河行走，永禁出洋贩运，违者治罪。”白茶在内的武夷茶遂北运。一律经崇安、铅山、河口、信江、赣江、北江抵广州。由于武夷茶区瓯宁、建阳和崇安靠建溪相通之优势，生产得以发展。建阳、瓯宁“山多田少，荒山无粮，近多租于江西人开荒种茶。

　　“春二月，突添江右人数十万”一至出现“茶山袤延百十里，寮厂林立”的景象。证以肖乌奴、饶太荣所谈：肖苏伯、肖占高年青时代就有大批江西人到南坑，漳墩一带经营茶山，并有部分人定居下来。肖家经营有连片茶山和一座大茶厂叫“上林厂”。“上林厂”遗址所存长2米左右、宽50厘米左右的石板和宽厚的方块地砖均为当年难得的高级建材，如此堂皇的建筑，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当时白茶产销之盛。

　　道光初(1821年)白毫茶远销甘肃等西北地区。九年(1829年)“百斤纳税银一两”。此后随着侨销的发展白茶大量向东南亚输出。蒋蘅《云寥山人文钞》(1851年)写道：“……瓯宁之水吉，自踏庄赴广。茶市之盛，不减崇安”。同治七年(1868年)后，白茶大量销往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泰国和香港等地。道光初(1821年)水吉大湖岩叉山水仙茶被发现和后来引进大白茶树品种，于同治九年(1870年)左右，水吉以大叶茶芽制“银针”(芽茶)，并首创“白牡丹”。

　　光绪年间(1875—1909年)香港、广州、潮汕茶商到水吉开设茶庄经营白茶。“最盛时，水吉有茶商60多家字号，其中港商21号、穗商3号、汕商3号、厦商4号”。此期，地处南浦溪畔的大湖村也成为白茶的集散地。如当年广州和香港合办的“金泰茶庄”、广州“同泰昌”、香港“友信”茶庄等号牌镂刻镏金大字至今仍存。本地人1987年88岁去逝的黄绍元先生的“元春”茶庄，仅民国29年(1940年)就加工出口白牡丹和寿眉各200箱，占其总量的54%。是年全大湖村还有白茶厂13家，加工出口白茶2150箱，约37.9吨。

　　据大湖村老茶农，1988年83岁的黄秉伦说，他父亲于民国2年(1913年)就从水仙茶芽稍中“挑针”制银针芽茶，余下制“水仙白”。小湖乡鸿庇村1984年84岁老茶农邓英贵说，他在民国12年(1923年)向他人学制水仙白，年产约100公斤左右。是先“挑白”后制“水仙香”。水仙白和大白一起卖给在大湖设庄的潮州帮。

　　民国25年(1936年)水吉县白茶产量83吨，占全县茶叶产量的10.13%，占是年全省白茶总量164吨的50.16%。民国28年(1939年)水吉县白茶产量90吨，占全县茶叶产量的11.76%。是年，“水吉寿眉占全国侨销茶的三分之一，白牡丹占八分之一”。民国29年(1940年)水吉和大湖二地加工出口白茶3600箱(寿眉2650箱、白牡丹950箱)，约63吨。

　　抗日战争兴起，海运阻断，白茶产量锐减。至1949年，水吉全县白茶仅余30吨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生产恢复，白茶才得重新发展。五十年代末达100吨左右，六十年代150吨左右，占全省白茶总量的80%。七十年代以年均20%的增长速度发展，1979年达650吨。仅南坑一村就产白茶20吨左右。然而，市场、品质、价格，困扰生产。1980年白茶产区开始部分改制为绿茶。以后实行“定点、定时、定量”生产收购白茶，仅局限于老白茶区的漳墩、回龙和水吉三乡(镇)，春季制白茶350吨。并实行国营茶站、茶厂主渠道专营。

　　10年来，产量一直徘徊在250吨左右，出口任务未能完成。如1989年任务降至225吨，仅完成72.01%。主要原因是物物比价，白茶偏低;1989年与1980年比，稻谷价约提300%，白茶仅提59%;茶类比价，白茶偏低;同级鲜叶制绿、白茶，绿比白高40%左右;它茶放开，白茶专营，因而不能随行就市，提高效益。虽然各有关方面均予人财物力的投入，但仍无以提高业茶者积极性。凡此，均需进一步探讨和改革，以求尽快振兴。